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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阿哥
2014-08-01 11:59

宝玑历史上的尊贵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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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四阿哥于 2014-8-1 12:01 编辑
宝玑一直为众多来自外交、科学、军事和金融界的精英之士打造钟表。

其中包括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Queen Marie-Antoinette）、拿破仑•波拿巴特将军（Napoleon Bonaparte）、法国主教塔里兰（Talleyrand）、奥图曼帝国苏丹沙林三世（Sultan of the Ottoman Empire）、那不勒斯王后卡洛琳•缪拉（Caroline Murat）、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I of Russia）、英国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温斯顿•邱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和阿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 ），他们都对宝玑钟表的工艺和格调给予了充分信赖。

1793 年 10 月 16 日，就在丈夫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决的几个月后，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玛丽王后在其有生之年一直都对阿伯拉罕-路易•宝玑所造钟表亲睐有加，是其最忠实的拥护者之一。而在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宫廷中，宝玑再也找不到比她更好的支持者了——她不仅本人拥有这位钟表大师的多件杰作，还极力向全国以及宫廷最尊贵的客人推荐这位大师。在她的影响下，包括国王在内的不少王公贵族以及费慎伯爵(Axel de Fersen)等外交使节纷纷青睐宝玑时计，从而令宝玑享誉欧洲内外。而在其惨遭处决之前，玛丽王后常常光顾宝玑位于巴黎市中心钟表堤岸（Quai de l’Horloge ）的钟表工作坊。即使是被关押在坦普尔监狱（Temple prison）的牢房时，她仍向宝玑订购产品，并于1792年9月收到了“一款简洁朴素的宝玑怀表”。后来，此怀表成为珍贵的历史遗物，与宝玑的另一杰作——一款名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编号为 160 的名表（而王后生前未曾有幸欣赏此表）一起成为大卫•所罗门爵士（David Salomons）的个人珍藏。1783年，王后护卫中的一位军官（其姓名至今未知）向宝玑订购了此款怀表，荟萃当时所有奢华精致的加工装饰，以及所有复杂功能与功能。而此表订单上并未作出任何时间或金钱上的限制。直至法国大革命结束的多年后，阿伯拉罕-路易•宝玑才完成此表的制作，并将其存放在安全之处，充分表现其对王后忠心耿耿。
这块怀表结构精致复杂，历史曲折，200多年来一直令众多制表师与收藏家魂牵梦绕。镌刻宝玑编号160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怀表于 1983 年在一家耶路撒冷的博物馆中失窃，直至 2007 年才重现于世间。而宝玑则于 2008 年在巴塞尔世界钟表珠宝展上决定在档案研究和参照原始草图的基础上重塑这块神奇的时计，一款新的编号为1160 的“玛丽•安托瓦内特”怀表全新面世。

拿破仑•波拿巴特将军（Napoleon Bonaparte）也是阿伯拉罕-路易•宝玑最忠诚的顾客之一。他对宝玑的计时艺术十分着迷，也影响了许多身边密友以及家族成员。波拿巴特将军首次听说宝玑位于钟表堤岸（ Quai de l'Horloge）的工作坊，极有可能是通过勒克雷尔将军（General Leclerc）及其军中好友贝尔蒂埃（Berthier）和德索勒（Dessolle）得知，而三位在当时均为宝玑钟表的忠实客户。1798年4月，就在出发远征埃及的一个月前，波拿巴特将军购买了三块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宝玑钟表作品：38号“带有绝缘擒纵机构的”三问表；178号带日历的打簧旅行钟（此类钟表的开山之作）；216号perpétuelle 自动上链打簧表。这三款钟表满足了他的双重目的：首先，作为在社会政治领域中快速崛起的新秀，拿破仑一直都在寻求能够代表其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精美物品；其次，纯粹从实用角度考虑，他需要在征战途中随身携带坚固可靠的时计。

法国主教塔里兰是18至19世纪法国的传奇人物，曾担任法国外交部长多年，是宝玑时计的忠实拥护者。他曾向宝玑制表大师推荐许多客户，充分说明他与制表大师之间建立的深厚友谊。而正是拜塔里兰所此，宝玑才能够结识奥图曼帝国驻法大使阿里•爱芬迪（Esseid Ali Effendi），并由此了解该国存在的巨大商机；以及结识摩纳哥约瑟亲王（Prince Joseph of Monaco）及泰瑞莎王妃（Princess Thérèse）伉俪。塔里兰特别欣赏宝玑作品的雅致风格和卓越品质。两人关系异常密切，因此，在需要时，宝玑可以使用（法国）外交部的邮政服务（即外交邮袋的前身）寄送商业信函，甚至时计产品。塔里兰在外交部（直至1807年）以及自己的私人官邸所举行的各类招待会，是当时全巴黎最为令人瞩目的名流聚会。在塔里兰所举办的一次宴会上，宝玑向大家讲述其发明之一—“pare-chute”防震器的制作原理时，大家要求其当场验证发明的实用之处。于是，宝玑掏出怀表，将其扔在地上。然后，他让人捡起怀表，并互相传看。在场的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尽管遭受撞击，怀表却依然完好无损。最后，塔里兰只能抱怨道，“宝玑这家伙从未停止追求完美！”除了自己对宝玑钟表青睐有加之外，塔里兰还不断向其家人及其外交界的朋友推荐宝玑。从1798年至1823年，其本人和妻子、侄子、私生子查尔斯•弗拉奥（Charles de Flahaut）以及随从所购买的宝玑钟表总数达约30块左右。

波拿巴特家族是宝玑钟表忠实客户中的杰出代表。事实上，从拿破仑开始，此家族几乎所有成员都热衷于收藏宝玑的作品。继拿破仑之后，约瑟芬分别于1798年和1800年向宝玑订购了钟表，并于1806年重新与宝玑联系；随后，约瑟芬的女儿奥坦丝王后（Queen Hortense ），也在 1810 年和 1812 年订购了宝玑时计。

1804年，时任海军部长的阿里•爱芬迪托人为奥图曼帝国苏丹沙林三世制造了一块精美无比的三问表。根据土耳其的习俗，阿里•爱芬迪将沙林三世称为“我国最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大和显赫让我无法直呼其名”。此举大获成功：国王提出再要一块与之一模一样的三问表，于是，阿里•爱芬迪便在次年致信宝玑：“您的声望在君士坦丁堡已无人能及。所有伟大君王都钟情于您的作品。

从1808年至1814年，美丽而雄心勃勃的那不勒斯王后总共收藏了34块宝玑钟表，令其在宝玑的众多贵宾中独领风骚。从1808至1815年，这位拿破仑的胞妹与其丈夫乔其姆•缪拉（Joachim Murat）国王统治着那不勒斯。在此期间，她与宝玑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并由此促成了史上首款专门设计于腕上佩戴的表。宝玑于1810年接受委托，1811年收到报酬，并于1812年交付成品，此款时计的设计极具革命性：超薄三问表，鹅蛋形表壳，配有温度计和由毛发和金线编织而成的表带。他下定决心满足卡洛琳王后的要求，不畏重重困难，并因此得到相应的嘉奖。1813年夏天，欧洲战事进入白热化阶段，宝玑公司失去了许多贵客。但是，卡洛琳王后依然向其最钟爱的钟表大师购买了12块时计（8块问表和4块普通表），对于几乎陷入绝境的宝玑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另外，卡洛琳•缪拉还收藏了许多温度计和气压表，以及数十块商用表——作为礼物赠送的低价钟表。

在俄罗斯市场上出师不利使得宝玑及其子异常沮丧，但却于1814年的春天获得意外之喜。4月2日，宝玑位于钟表堤岸（Quai de l'Horloge）的工作坊迎来了一位神秘访客，他便是仅带着一名仆役进行微服私访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根据帐簿记载，这一天沙皇购买了一块问表及一块其它表款。按照家族传统，宝玑在他的位于一楼的小小办公室里接待了这位贵客。两人就制表工艺促膝长谈，之后共进便餐。此次难忘的会面之后，俄国沙皇向宝玑订购了一系列“步数计“（pedometers）（一种调整军队行军频率的节拍器），并将于1820年至1822年间收到八块成品。沙皇的这一举动促使宝玑于1813年跌至谷底的俄国市场销量开始迅速回升。

军队是一国政权不可或缺的元素，也为宝玑提供了强大的忠实客户群，其中不乏一些帝国将军和元帅，尼意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与他们的宝玑表都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洗礼，并且都在信中向宝玑讲述其所经历的战斗。一旦回到巴黎，他们便会虔诚地来到宝玑处，让其小心地除去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弗里德兰德（Friedland）、瓦格拉姆（Wagram）和其他伟大战役在其表上留下的痕迹。

1835年，小亚克塞尔•冯•菲尔逊（Axel von Fersen the younger）（1755 - 1810）的侄子、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闺中密友费慎伯爵（Count Axel von Fersen）购买了一款非常纤小的双壳镂空无匙金表。毫无疑问，在19世纪末期腕表问世之前，它是最小的无匙上链，手动设定的表款，堪称现代腕表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也由此证明宝玑公司是将无匙上链和通过表冠手动设定腕表功能结合的鼻祖。毫无疑问，这款时计在公司的客户群中引起轰动，当时几乎所有的时计均被公司最尊贵的客户抢购一空

温斯顿•邱吉尔终身都是宝玑的主顾。他曾在1928年亲临宝玑选购一块腕表；但他终身只佩戴一款编号为765 的宝玑时计。他经常将这块腕表送至宝玑处维修保养，这款配有三问报时功能和飞返秒针的非凡时计由马尔伯勒公爵（duke of Marlborough）于1890年购买。

堪称本世纪最杰出的钢琴家阿瑟•鲁宾斯坦（Arthur Rubinstein）在途经巴黎时，都会光顾宝玑钟表店。他本人收藏了一些宝玑作品。他所佩戴的编号为1682的腕表带有日期和温度计功能，因具有极为罕见的椭圆形外壳而显得与众不同。此表还有一段有趣的轶事。事实上，它的表壳是宝玑在1822年为一位俄国贵族帕宁伯爵（Count Panin）制作的“仿表”（imitation watch），其作用只是为了存放肖像画。到了1884年，表壳被送回宝玑，并委托宝玑为其安装一个机芯，这块名表由此而来。